《三苏学刊》（ISSN 2097-4663，CN 51-1808/C）创刊于2024年，是四川省教育厅主管、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 本刊的主要内容为与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或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 目 次 ◇
苏门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其对苏轼思想的影响
引用格式：白晨昭《苏门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其对苏轼思想的影响》，《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151—160页。
摘要：苏门家风的形成，不仅与北宋文化开新局面的大环境相关，也与眉山当地民风、苏氏姻亲好友的影响相关，更与苏氏家族成员的代代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密切相连。三苏前后几代人均在读书治学、从政为官、清廉仁爱、贵生致用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家庭风气。苏门家风引导苏轼在诗文中逐渐呈现出忧国利民、乐观旷达、贵生求实的人生态度与思想倾向。探讨苏门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对苏轼思想的多重影响，不仅可以丰富当代廉洁家风建设的内容，还可以围绕责任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苏门家风的核心理念，更好地传承并发展巴蜀思想文化，进一步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力量。
论苏轼对白居易生活艺术的仿行与升华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引用格式：王友胜《论苏轼对白居易生活艺术的仿行与升华》，《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161—173页。
摘要：继庄子、陶渊明后，白居易亦为形塑苏轼生活方式与生活艺术的重要诗人。白居易将庄子的生命观与价值观生活化，苏轼对此仿行与升华，将其诗化、哲学化。苏轼的生活理念与生存方式大多来源于白居易，但又超越了白居易。首先，苏轼多在纪年诗、涉病诗与咏老诗中表达生命思考，他在生活受挫后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乐生态度与自适精神，远非白居易所能具备。其次，苏轼与白居易均历经了一个长期身陷官场由不适意到避开朝廷纷争逐步适意的漫长过程。论及醉心山水、热衷交游与唱和的忘情程度与交集频率，苏轼较白居易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更多机会的践履。再次，苏轼稼穑劳作，好农圃之乐，将日常生活诗化，从劳作之苦中咀嚼生活美味。这虽是北宋退居文人普遍的生存方式，但更多是对白居易生活理念的仿行与升华。最后，苏轼买田置地，营建住宅，喜栽花艺木，追求诗意栖居。这既是其家庭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需，又是古代传统家居文化，特别是好书写家居生活的白居易影响之结果。白居易将居所视作安居的物理空间，苏轼则将其视作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元祐改元及苏轼与朱光庭的矛盾纠葛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引用格式：杨胜宽《元祐改元及苏轼与朱光庭的矛盾纠葛》，《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174—188页。
摘要：“元祐”这个年号，不仅是宋哲宗继位新纪元的开始，还寄寓着兼取神宗（元丰）、仁宗（嘉祐）之政，折衷新法、旧制之长的政治用意。从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数年的实际情况看，重用司马光以“母改子”名义废弃一切新法、恢复祖宗旧制，一直成为元祐“新政”贯穿始终的根本目标。苏轼在这一时期既获得超常擢升与重用，又成为台谏环伺围攻的主要对象。其仕途辉煌与处境险恶的双重性，跟他与朱光庭在役法废存等关键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和政策分歧等紧密相关。
再论苏轼凤翔之变冯臻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引用格式：冯臻远《再论苏轼凤翔之变》，《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189—203页。
摘要：凤翔是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一站，也是苏轼本人政治思想与诗歌艺术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重要一站。苏轼初仕凤翔期间，在文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进步总称为“凤翔之变”。首先，苏轼早期诗歌按时间可分为南行诗和凤翔诗两部分，说诗者普遍认为苏轼的诗歌艺术在凤翔时期有一个突出的进步，主要在于诗歌语言技巧的进步，包括发展了曲喻的手法，克服了流易、刻意求奇等诗病，形成了流畅、以旧为新、善于蹈空的诗风。苏诗凤翔之变最大的特点在于诗艺进步之迅速与全面，与人面目一新之感，这与苏轼的有意学习和训练是分不开的。其次，苏轼早期思想具有儒道交融，仕隐矛盾，在官僚、学者、诗人诸身份间犹疑等特点。凤翔之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苏轼在政治思想上由青涩与理想化逐渐走向成熟与实事求是，这对其未来仕宦道路与政治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期间，苏轼也从对官僚身份认同的犹疑转向有意建立诗人和学者的身份认同上来。总而言之，凤翔之变是苏轼在文学与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诗祸历史语境下苏轼、蔡确的帝京相峙与岭南共陷问题应文静，周睿（西南大学文学院）
引用格式：应文静等《诗祸历史语境下苏轼、蔡确的帝京相峙与岭南共陷问题》，《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04—213页。
摘要：北宋熙丰之后，党争不穷，诗案频发，诸多文人士大夫陷入因诗定谳的政治困境。以“乌台诗案”为始，北宋开启以诗定谳的先河；又以“车盖亭诗案”为重大转折点，将党争本质由政见之争转向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恶果。苏轼、蔡确先后因诗获罪，共陷岭南。两人生存状态由对峙趋向合流，其异渡同归的轨迹戏剧性地投射出北宋后期文人士大夫共通的政治命运和创作转向。研究苏轼、蔡确谪岭后的流人心境，或可揭示政治性“误读”对士大夫生存状态、创作旨趣的影响，亦可管窥北宋后期诗风转向平淡的滥觞所在。
兄弟关系的典范：以苏轼、苏辙的酬唱诗词为中心艾朗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王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引用格式：艾朗诺等《兄弟关系的典范：以苏轼、苏辙的酬唱诗词为中心》，《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14—225页。
摘要：尽管苏轼、苏辙两兄弟一生聚少离多，但兄弟二人相互酬唱了几百首诗词，通过这些诗词可以了解兄弟二人关系的复杂性。经由文学作品来维系关系在中国人的生命经验中并不少见，鲜有的是兄弟二人在生前已获得无数赞誉。通过兄弟二人的互动和酬唱诗词，可以探索二人关系的本质，包括深厚的感情，乃至分歧和竞争。兄弟二人的一生在身居高位、闻名全国、遭遇政治迫害等背景下展开，某种程度上，即便他们共度晚年的最高理想未变成现实，兄弟关系仍是其生命中相互支持的最持久的一面，并树立了中国兄弟关系的典范。
苏轼作品的日本读者在线评论测度内容研究刘岩，莫显亚（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用格式：刘岩等《苏轼作品的日本读者在线评论测度内容研究》，《三苏学刊》2025年第3期，第226—236页。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探究中国古代文人及其著作在海外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显得极为重要。以苏轼为研究个案，聚焦2006—2023年日本雅虎“智慧袋”中日本读者对苏轼的评论，运用VOSviewer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出日本读者对苏轼及其作品的评价与接受知识图谱。研究发现，日本读者对苏轼的作品、生平、与日本人物的比较以及他的多元身份等方面均表现出浓厚兴趣并给予了评价，呈现出从局部到整体的动态接受过程。研究苏轼作品日本读者的在线评论，不仅有助于科学客观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状况，也为该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
苏门文人的“习气”与作诗活动卢信怡（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
引用格式：卢信怡《苏门文人的“习气”与作诗活动》，《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37—245页。
摘要：诗歌创作一般被认为是具有重要美学价值的活动，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存在许多有关诗歌创作的负面言说。这种负面言说可追溯至六朝时期的“诗癖”以及唐代的“诗魔”等语词。到了宋代，苏轼在继承这种负面言说的基础上将佛教用语“习气”与诗歌创作活动联系起来，表现自身想要停止却又无法实现的创作状态。这反映出在北宋特有的政治环境下，苏轼面对表达限制与创作冲动时的矛盾心理。此外，这一语词表现亦为苏门文人集团所共享，体现出他们隐微的抵抗。“习气”作为苏轼及苏门文人群体的文学标识，既体现了苏轼及其周围文人复杂的创作心理和政治态度，也反映出北宋后期独特的文学生态。
宋代宿直诗的暮夜空间构建王亦玮，马东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引用格式：王亦玮等《宋代宿直诗的暮夜空间构建》，《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46—255页。
摘要：宋代宿直诗在创作时空与诗人身份的限制下呈现出政治空间与私人属性并置的艺术特征。在暮夜诗的大背景下，由于与外界生活隔绝和与权力中心阻隔的双重禁锢，诗人通过声音的连接和对天宫的想象，完成对权力中心所处的未知空间的构建，又在政治空间与私人属性的错位中试图缩短自己与“江湖”的距离，体现其关于仕隐间的焦虑与思考。
杜诗宋注考论马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引用格式：马旭《杜诗宋注考论》，《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56—270页。
摘要：杜诗宋注早已成为杜诗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宋代的“千家注杜”从文学层面和道德层面很好地诠释了杜诗，使杜诗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从文学层面来看，宋人从音训和义训入手来注释杜诗，为时人理解杜诗提供了便利；从道德层面来看，宋人用杜诗的知识来教化时人，用杜甫的品格来规范士大夫的行为道德。探索宋代杜诗注本出现的历史原因有助于将杜诗宋注放在宋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其价值，宋代大规模地出现注杜人物和注杜文献，与宋代雕版印刷的发达和科举考试的完善息息相关。梳理注杜人物、注杜文献和注杜特点，可进一步明确宋代作为杜诗注释源头的价值所在。
宋代的“与物为友”书写及其文学意义周沛（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
引用格式：周沛《宋代的“与物为友”书写及其文学意义》，《三苏学刊》2025年第2期，第271—280页。
摘要：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涌现出大量“与物为友”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一时期作者取材的日常化、个性化倾向密切相关。通过选取贴近主体现实生活的物，书写者们借写所友之物及与物的交往，以游戏的姿态，在轻松诙谐的文字中寄寓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表层言语和深层意旨间产生出极大的文学张力，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浑融物我、以物写志的新型书写范式。这种范式的确立又体现着时人对个体价值的内在体认及士人心态的“内转”。
编辑：三苏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