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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3期丨朱刚丨互动的诗思：北宋诗坛的一种新景象
时间：2025-07-08 10:12:46   来源：三苏研究院   查看：17

互动的诗思：北宋诗坛的一种新景象

 

 

朱刚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三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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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朱刚《互动的诗思：北宋诗坛的一种新景象》，《三苏学刊》2025年第3期，第281—288页。

作者：朱刚，男，浙江绍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印刷术的普及改变了北宋诗歌的传播环境，作者对此传播环境的自觉使诗语“自袭”现象产生，这等于稳定地向外界传达了有关其自我的同一种信息。在此基础上，诗人们除直接接触以外，拥有了更多相互关注和了解的可能，于是在传统的唱和之外呈现出新的互动方式，也使他们对同时期诗坛的整体性有了明确的意识。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为例，可以勾勒出北宋诗坛的互动景象。
【 关键词 】//传播；自袭；互动；诗坛
一 从一个典故说起
北宋元丰三年（1080），罢相多年的王安石闲居江宁府，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新党”官员吕嘉问于正月十八日被命知临江军，王安石有《送望之赴临江》诗云：“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暂得免包苴。” 1 宋人诗话、笔记中多次提及此诗，主要是因为用典新奇。南宋人李壁注王诗，仅指出这是“使袁尚事”。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袁绍之子袁熙、袁尚被公孙康捕获，将斩首送与曹操，但被斩前袁尚还嫌坐在地上太凉，求人给垫一张席子，于是袁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咱们的脑袋都快被砍下来，远送万里之外了，还顾得上垫席子吗？用这个“头颅万里”之典，当然是为了刻画惨状，不过在王安石诗中，这番惨状是属于黄雀的。北宋临江军有一种美味的贡品，叫“黄雀鲊”，宋人因熟知，提到时反而不多解释，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载之稍详：

 

黄雀鲊：每百只，修洗净，用酒半升洗，拭干，不犯生水，用麦黄、红曲各一两，盐半两，椒半两，葱丝少许拌匀，却将雀逐个平铺瓶器内一层，以料物掺一层，装满，箬盖篾插，候卤出，倾去，入醇酒，浸密封固。 2

 

这一段介绍了制作方法，看来“黄雀鲊”乃是腌制的黄雀。这黄雀体型甚小，无论其肉如何丰美，单只的肉毕竟不多，所以腌制时以“百只”为单位，大概常见，上供亦不免如此，那便意味着要大量捕杀黄雀。王安石因此感到不忍，他写作此诗，意欲新知临江军的吕嘉问到任后停罢这一贡品。王氏的仁心于此可见，但这跟“头颅方行万里”有什么关系呢？制作“黄雀鲊”时，未必削去其头颅，即便削去，那“长行万里”的也是黄雀的身体，而不是头颅。所以，用典只是烘托出捕杀黄雀之惨酷，典故的具体内容与“黄雀鲊”实物之间并没有更多直观的、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如此用典是出于非常独特的联想，绝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但用典的效果确实很好。独特而有效，自是高手所为，体现出荆公晚期诗歌的非凡造诣。
然而，宋人似乎并不认为王安石独自拥有这样的联想，因为另一个用典的高手黄庭坚，也曾用同样的典故，且同样是写黄雀：“牛大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羮。” 3 从末句看，黄庭坚也是因“黄雀鲊”成为贡品而联想到“头颅万里”之典 4 。史容注此诗，已指出“王荆公尝用此事作二十字送吕望之赴临江”，同样地，李壁注王诗也提及黄庭坚诗，谓“两公咏黄雀，皆使袁尚事”。他们并不判断谁先拥有“发明权”。其他谈论者也多持这样的态度，如《能改斋漫录》卷十有“荆公山谷诗意同事同”条，以此二诗为“事同”之例，就是恰巧使用了相同的典故。今人郑永晓编年校录黄庭坚作品，将《黄雀》诗系于元丰四年（1081）黄庭坚赴太和县令任时 5 ，则时间上稍晚于王诗。我们细看诗意，也不妨猜测黄庭坚是意识到王诗的，“虽复……犹和”是一种近乎“翻案”的表述。
黄庭坚赴太和县令，是受到了苏轼“乌台诗案”的连累，无独有偶的是，同样受连累贬到江西筠州的苏辙，也几乎同时写作了《筠州二咏·黄雀》，诗中同样出现了“头颅万里行不归” 6 之句。按苏辙《栾城集》的编排顺序以及孔凡礼《苏辙年谱》的考订 7 ，写作时间是在苏辙到达筠州的当年，即元丰三年（七月以后）。那么，苏辙使用这个典故更早于黄庭坚，当然还是晚于王安石。
王、苏、黄三人不约而同地由“黄雀鲊”联想到“头颅万里”之典，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更合理的判断，应该是苏、黄承用王诗之语，他们迅速地接受了王安石这一独特的表达，并作出回应。如果说苏辙只是简单回应的话，黄庭坚则试图反其意而用之，与王安石有所互动。实质上，这是以诗人的方式向王诗的表达艺术致敬。毫无疑问，这种迅速回应或互动的实现，前提是作品的迅速传播，因为《送望之赴临江》诗，王安石才写出不久。
苏、黄二人于元丰三年南下赴任，行程都经过王安石所住的江宁府。据周子翼推考，此年黄庭坚有可能在江宁府拜见过王安石 8 ，这也许能成为他极快获悉《送望之赴临江》诗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确信这时候的苏辙由于政治立场的敌对，是绝无可能去拜见王安石的，他只能从传播渠道获读该诗，地点却也未必就在江宁府。其实，黄庭坚即便真的跟王安石见了面，也不一定就会谈及这首本来送给吕嘉问的诗，更大的可能仍是从传播渠道获知。拥有完善的水运交通网络、官邮系统和新兴传媒（刻板印刷）的北宋，为如此迅捷、及时的作品传播提供了时代条件。
二 传播环境与诗语“自袭”
交通、通讯的发达和印刷术的普及引起快速的信息传播，使围绕诗人及其作品的环境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已是宋代文史研究者的常识。王安石的一次别出心裁的用典，立刻就引起连锁反应，确实是北宋诗坛的新景象。不过，假如他写的是一个有碍王政的作品，被如此快速地传播，后果又会如何呢？实际上，元丰二年（1079）年底刚刚尘埃落定的苏轼“乌台诗案”，就是优越的传播条件将诗人置于危机四伏之境的显著事例 9 。所以，传播方面的革命性进步，对著名诗人来说利害并存，当他完成一个作品，若不刻意隐藏，就等于交付给了公共领域，近乎我们今天说的“发表”，其后果可能是收获赞赏，也可能是一次文字狱。鉴于此，他在公开自己的作品时，多少要考虑读者的反应。从消极方面说，要尽量规避政治风险；从积极方面说，当然要满足读者对文学作品独创性的期待。苏轼因为言说不慎而遭遇了“诗案”，王安石因为用典的独创性而收获了包括政敌在内的诗人们的致敬，即便后者正在被“诗案”连累。
然而，除了独创性外，我们也能发现一种看起来与创新精神背道而驰的反复“自袭”现象，清人张道《苏亭诗话》就专门列举了苏轼诗歌的一系列“自袭句”：

 

东坡诗有自袭句，略为记之。如“秀句出寒饿”，见一卷（《病中大雪》），又见三十卷（《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人老簪花不自羞”，见四卷（《吉祥寺赏牡丹》），又见十卷（《答陈述古》，惟改“不”字作“却”）。“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见三十六卷（《答周循州》），又见三十九卷（《赠虔州术士谢晋臣》，惟“自”字作“恐”）。“痴绝还同顾长康”，见三十八卷（《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又见三十九卷（《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捷烽夜到甘泉宫”，见二十六卷（《九月十五日迩英殿讲论语终篇云云》），又见续补遗下卷（《闻洮西捷报》，惟“烽”作“书”）。“万松岭上黄千叶”，见三十卷（《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又见同卷（《蜡梅一首赠赵景贶》，惟句上有“君不见”三字）。“回首觚稜一梦中”，见二十五卷（《送杜介归扬州》），又见三十三卷（《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吾生如寄耳”，见十六卷（《寄子由》），又见十卷（《过淮》），又见三十二卷（《送芝上人游庐山》），又见三十九卷（《郁孤台》），又见四十二卷（《和陶拟古》）。其语意相似者，如“我本无家更安往”（四卷《望湖楼醉书》），“我本无家何处归”（三十卷《书王晋卿画》）。“欲把西湖比西子”（六卷《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真西子”（二十九卷《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三十卷《次韵答马忠玉》），“西湖虽小亦西子”（三十二卷《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团团如磨驴”（十九卷《送安节》），“团团如磨牛”（三十二卷《送芝上人游庐山》）。 10

 

这“自袭”的字面意思，是袭用作者自己的诗语。从张道所举的例子来看，有些可能是无意识的偶然重复，但像“卢行者”对“韩退之”那样的巧思，或者如此多次地感叹“吾生如寄”，多次把西湖比作西子等，就不可能是无意识的。按今天的创作观念，这样的“自袭”似乎不值得提倡，但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诗句单独来看都有一定的创意，那么“自袭”就仿佛是反复确认自己的这一创意，其内在动因可能是特别自得，也可能是有关内容确令作者感慨良深而不时地冒出笔下。耐人寻味的是，若作者是把读者期待考虑在内的，则其“自袭”行为又等于反复地向外界传达有关自我的同一种信息，它的每一次重现都将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引起更清晰的认同。所以，有意识的“自袭”也意味着苏轼对于北宋时代的传播环境具有深刻的感知，尽管“乌台诗案”表明他对诗语传播的后果顾虑不足，但他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寻求正向的效果。
王安石并不认为“头颅万里”被苏辙、黄庭坚承用是侵权行为，同样地，苏轼也不担心诗语“自袭”被人指责。实际上，如果把苏轼的诗词文各体作品都纳入视野，不难发现“自袭”现象比张道所述远为严重，比如苏轼反复地把自己比为“江湖”中的“鱼鸟”：

 

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 11
盖以鱼鸟之质，老于江湖之间。 12
十年流落敢言归，鱼鸟江湖只自知。 13
幸推江湖心，适我鱼鸟愿。 14

 

有时候，笼统的“鱼鸟”被特定为“鸿雁”，如《武昌西山并叙》诗就有“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 15 之句，而以“鸿”自喻，在苏轼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笔者曾对苏轼的“鸿雁”意象、“江湖”书写作过专门的考察 16 ，这种考察之所以能够进行，首先就因为他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次的“自袭”。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结合他的生平行迹、思想历程来分析这些“自袭”文本时，还能发现他使用“鸿雁”“江湖”之语所传达的诗思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或转折，或深入，从而也越来越濡染其个性色彩。正是“自袭”中富含复杂的变化，才能使我们的考察不仅是词汇学意义上的，而且具备文学史研究的性质。当然，并非所有“自袭”的诗语都能成为这样的考察对象，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在作者创意后，又在反复使用中不断被赋予新意，这一现象依然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当有关作品及时进入传播领域时，可以相信它们更易引得读者的关注，因为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诗语既熟悉又陌生，既是稳定的重现，又包含新的感悟。毫无疑问，宋代的读者本人也多是作者，稳定性与创新性兼具的阅读体验，使他们能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彼此，也进一步使他们在诗思上的互动成为可能。
三 互动的诗思
与苏轼稳定地以“江湖鱼鸟”或者以“鸿”自喻一样，黄庭坚诗中也反复地以“江湖白鸥”自喻：

 

我于人间触事懒，身世江湖一白鸥。 17
十年呻吟江湖上，青枫白鸥付心赏。 18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19
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20
梦作白鸥去，江南水如天。 21
冲风冲雨走七县，唯有白鸥盟未寒。 22

 

黄庭坚的“江湖”书写可能跟苏轼一样值得关注，不过他用以自喻的“鸥”看来不像苏轼的“鸿”那样富有变化的含蕴，其寓意更加稳定地指向脱略世务的高洁情操。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黄不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和强烈政治主张的人” 23 ，虽然晚年遭受贬谪时，未尝逃避对于政治责任的承担，但他确实更希望拥有读书、喝茶、参禅的闲暇，更愿意在诗歌和书法艺术的无限的上升空间中投放自己有限的生命。内心打开了此种无限空间的人，真如客居人世，利害不足动其心。所以相比而言，他的心态没有苏轼那么复杂多变，始终显得笃定，也一直“自袭”这“江湖白鸥”之语，再三表明心迹。另值一提的是，在黄庭坚的“江湖”世界中，家乡的江南野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点也跟苏轼有所不同，后者四海为家，书写“江湖”时并不给故乡设置特殊地位 24 。
但是，同处“江湖”，同为鸟类，黄庭坚以“鸥”自喻，与苏轼以“鸿”自喻毕竟是同样的构思，虽然这两种鸟在宋代以前的作品中早已成为文学意象，且寓意有较大的差异。选择不同的鸟以自喻，当然由于二人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担当的角色自觉不同，而如此多次“自袭”、反复确认，则说明那已不是偶然的感兴，实际上已经是在呈现一种稳定的姿态，或者说是有意识地在塑造自我的形象。鉴于苏、黄二人关系密切，可以料想他们对彼此想要呈现的姿态是互相了解的，那么之所以选择不同的鸟类自喻并“自袭”，应该也包含了在相同的构思下始终保持一定差异的动因。考虑到新的传播环境，即便二人没有密切的私交，他们也不难从对方多次“自袭”的诗语中获悉彼此的姿态，很可能这将使他们进一步坚持或更新自己的姿态，遥相呼应，构成互动。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互动不需要以实际交往为前提，是北宋诗坛与以前时代相别的显著特点。
自然，诗人之间更实在也更传统的互动方式，还是赠答唱和，这也并未被北宋诗人所放弃。元丰末年，苏轼自登州被召入朝，担任礼部郎中，秦观有《贺苏礼部启》云：“某久操茇彗，获侍门墙。叹刻鹄之未成，念攀鸿而何敢……厦成相贺，独申燕雀之私。” 25 可能受到《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语的影响，秦观把自己比为燕雀，而苏轼就是鸿鹄了。这与苏轼喜欢以“鸿”自喻有没有关系呢？也许是有的。元符三年（1100）苏轼从儋州渡海北归，在雷州会见了秦观，临别时，观作《江城子》词赠轼：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26

 

此词首句就把自己和苏轼分别比为飞燕、归鸿，这两只即将结束人世旅程的候鸟，因为贬谪地相近而偶然见了最后一面，并无“后会”了。除了词情感人外，这也能证明秦观对于苏轼以“鸿”自喻的习惯是了解的。
与江南野水里怡然世外的白鸥不同，作为候鸟的鸿和燕，年年南来北往，经历世路风波，确实更适合比拟飘零南荒的两位谪臣。当然，鸿的体型比燕大，飞得也高，秦观师事苏轼，故以较小的燕自处，也可称得体。那么，秦观有没有自拟为“燕”的习惯呢？其《幽眠》诗有云：“幽眠起常晚，冬晷复不长。中间数十刻，倏如惊燕翔。” 27 这里以惊燕倏然而逝形容韶光之短，理解为以“燕”自拟是有点勉强的。“燕”在中国文学中可能是比“鸿”和“鸥”更为常见的意象，但古人对“燕”的书写，常谓其秋去春归，筑巢于人家屋檐乃至室内的梁椽之上，与人类极为亲近，任其穿帘进出、软语丁宁，所以多数情况下，“燕”担任的角色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见证，秦观词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 28 毋宁说，婉约词人秦观书写这样的“燕”意象，才是本色高手。当他抒发迁谪之恨，需借物色衬托时，他与苏轼一样选择“鸿”：“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29
我们通读秦观的作品，可以肯定他虽然也擅长写“燕”，但一般情况下并无以“燕”自拟的习惯，只是在面对苏轼时，因为了解对方自喻为“鸿”，故在此特定场合下，以同为候鸟但体型较小的“燕”自拟，从而达到与之互动的效果。
总之，在北宋的传播环境下，苏轼通过诗语“自袭”，使时人皆知其以“鸿”自喻。影响所及，平常没有以“燕”自喻习惯的秦观，在给苏轼的贺启或赠词中特意自比为“燕”，与之互动；而黄庭坚则同样以诗语“自袭”的方式，稳定地自拟为“鸥”，与苏轼的“鸿”共在“江湖”，隐然也构成互动。得益于传播领域的革命性进步而逐渐展现出来的这种诗思上的互动景象，是宋代诗坛值得关注的新貌。近年，周裕锴先生对惠洪诗歌的详尽注释 30 ，揭示了这位诗僧在遣词造句上的一个特点：他似乎有一种“前沿性”追求，苏轼、黄庭坚的某些作品写成未久，便被他所获，立即在自己的诗中承用其具有创新性的构思或语词 31 。作为后辈，他向自己仰慕的前辈学习，争取与之互动，愿望既如此强烈，而实现也具备可能。就此而言，不管有没有机会得到山谷老人面授机宜，后起之秀中会出现一个“江西诗派”，也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了。
四 诗坛与诗歌史的自觉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去世于常州，此时黄庭坚已完成对三苏家乡眉州的巡礼，舟行出川东下，因痈疾而留滞荆南，病起荆江亭，还在埋怨朝廷为什么不起用“两苏公” 32 。他知道秦观已于上年卒于藤州，担心陈师道生活是否温饱 33 。但在获得苏轼讣闻之后，不过半载，他就继续收到陈师道的死讯。另一位苏门学士张耒，因为给苏轼举哀，被朝廷责为“无服之丧” 34 ，崇宁元年（1102）贬到了黄州。所幸黄州离黄庭坚所在的地方不远，其《武昌松风阁》诗云：“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 35 此诗留有墨迹，是山谷书法的代表作，从这诗句看，黄庭坚已决意前往黄州与张耒会面。对于苏门诸人而言，黄州乃是东坡居士曾经眠食之地，意义不同寻常，这也许是去黄州见张耒时会联想到苏轼的一个原因。然而，从接下来的作品看，黄庭坚此举实在另有深意。
见到张耒的黄庭坚有《次韵文潜》诗，除抒发老友重逢于“东坡眠食地”的喜乐之情外，也谈到一个沉重的话题：“年来鬼祟覆三豪，词林根柢颇摇荡。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张侯文章殊不病，历险心胆元自壮。” 36 这里说，短期内连续有三位文豪去世，所指应该就是秦观、苏轼和陈师道 37 。两年来因迭遭讣闻而郁积的悲痛，在遇到原本同一个圈子的张耒时，黄庭坚终于一起释放出来。他相信三人的创作业绩一定能得到后世的崇敬，但目前他们的逝去却令当代诗坛陷入崩溃的危险，所幸还有张耒尚存，可以支撑。“词林”一语就相当于现在所谓“诗坛”或“文坛”，提醒张耒负有挽救诗坛的责任，才是黄庭坚真正的来意。
拥有后见之明的我们不妨说，真正挽救诗坛的其实是黄庭坚本人，他的身后有一个江西诗派正在崛起。但当年的黄庭坚确实把希望寄托在张耒身上，离开黄州时犹有诗云：“渺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试问淮南风月主，新年桃李为谁开？” 38 这里的“欧梅”应该指欧阳修和梅尧臣 39 ，他们是苏轼的老师辈；“淮南风月主”自然指张耒，他是苏辙早年在陈州州学所教的学生，于苏轼为弟子辈。因苏轼等人的去世而触发的对于诗坛后继无人的担忧，令黄庭坚再度回首看向张耒，再度提醒后者不要忘记挽救当代诗坛的责任，那也意味着延续欧梅的遗风坠绪。这里隐含着一个从欧梅到苏轼，再到自己和张耒的传承图景，是北宋诗歌的历史。大概自苏轼离世以来，有关当代诗坛和诗歌史的观念，一直萦绕在黄庭坚的心头。这种观念值得注意，虽然我们谈及前代文学史时，经常不假思索地使用“诗坛”“文坛”等词来概指一代作者的整体，但中国之大，同一时期散处各地的作者能够及时获取彼此的信息，从而自觉地拥有一种整体感，其实需要传播方面提供的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互动习惯。就此而言，黄庭坚笔下的“词林”，才是较早出现的真正“诗坛” 40 观念。
很显然，诗思的互动，对黄庭坚来说早已形成习惯。告别张耒后，他与苏轼之间马上又发生一次互动，只不过那是在黄庭坚的梦中：

 

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诵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因和予一篇，语意清奇，予击节叹赏，东坡亦自喜。于九曲岭道中连诵数过，遂得之。 41

 

这一次梦中的苏、黄互动，结果很特别。黄庭坚不但得到了苏轼的肯定，还获得一首和作。这首和作既为苏轼“自喜”，又被黄庭坚“叹赏”，于是被梦醒后的黄庭坚努力记诵出来。那么，记诵出来的这个作品，究竟是苏轼的还是黄庭坚的呢？互动的诗思竟至于融为一体，也足称奇了。

脚注

1. 王安石《送望之赴临江》，李壁笺注、刘辰翁评点、董岑仕点校《王安石诗笺注》卷四十，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482页。关于该诗的系年，据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37页。

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巳集》，明刻本。

3. 黄庭坚《黄雀》，《山谷外集诗注》卷九，任渊等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页。

4. 黄庭坚曾食用黄雀鲊，有《谢张泰伯惠黄雀鲊》诗，参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七，《山谷诗集注》，第702页。

5. 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6. 苏辙《筠州二咏·黄雀》，曾枣庄等校点《栾城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7. 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8. 周子翼《王安石影响江西诗派论补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41—48页。

9. 参见：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北宋后期士大夫社会中的文学与传媒》，《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10. 张道《苏亭诗话》卷一，《苏轼资料汇编》下编，中华书局1994版，第1995—1996页。

11. 苏轼《湖州谢上表》，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6版，第654页。

12. 苏轼《扬州谢到任表二首·其二》，《苏轼文集》卷二十四，第695页。

13. 苏轼《次韵李修孺留别二首·其一》，冯应榴辑注、黄仁轲等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1页。

14. 苏轼《和穆父新凉》，《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九，第1432页。苏辙笔下亦有此喻，如“十载江湖之间，自群鱼鸟”，参见：《谢翰林学士宣召状二首·其一》，《栾城集》卷四十八，第1049页。

15. 苏轼《武昌西山并叙》，《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七，第1386页。

16. 参见：朱刚《何处不归鸿——苏轼的人生与诗》，《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15—124页。

17. 黄庭坚《和世弼中秋月咏怀》，《山谷诗外集补》卷二，《山谷诗集注》，第1187页。

18. 黄庭坚《再次韵呈廖明略》，《山谷外集诗注》卷六，《山谷诗集注》，第675页。

19. 黄庭坚《登快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一，《山谷诗集注》，第840页。

20. 黄庭坚《演雅》，《山谷诗集注》卷一，《山谷诗集注》，第23页。

21. 黄庭坚《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并序·其十》，《山谷诗集注》卷十四，《山谷诗集注》，第346页。

22. 黄庭坚《次韵向和卿行松滋县与邹天锡夜语南极亭二首·其二》，《山谷诗集注》卷十六，《山谷诗集注》，第400页。

23. 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莫砺锋文集》卷三，凤凰出版社2019版，第276页。

24. 作为与“庙堂”或“朝廷”异质的空间，“江湖”被诗人书写并不始于北宋，但被指为“江湖”的地方往往显得偏僻，散在各地，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自京杭运河、汴河等沟通南北的人工水道通航后，黄河、淮河、长江水系和洞庭、鄱阳、太湖等获得联结，才在北宋时代形成了完善的水运交通网络，这就使“江湖”形成了一种整体性，不再是碎片化的存在。生平宦游经常利用水运网络的苏轼，其“江湖”书写更凸显这种整体性。

25. 秦观《贺苏礼部启》，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919页。

26. 秦观《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徐培均笺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66页。

27. 秦观《幽眠》，《淮海集笺注》后集卷一，第1332页。

28. 秦观《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卷中，第101页。

29. 秦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卷中，第78—79页。笺云：“此首写离恨至深……恐是被放至湖南所作。其时似在绍圣三年丙子（一〇九六）。”

30. 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版。

31. 参见：朱刚、王文欣书评《周裕锴著〈石门文字禅校注〉》，王兆鹏等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20—2021）》，武汉出版社2023年版，第297页。

32. 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六》，《山谷诗集注》卷十四，《山谷诗集注》，第358页。

33. 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山谷诗集注》卷十四，《山谷诗集注》，第358页。

34. 意谓并非五服之亲，没来由举哀。语见：《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十二《张耒散官黄州安置制》，司羲祖整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3页。

35. 黄庭坚《武昌松风阁》，《山谷诗集注》卷十七，《山谷诗集注》，第421页。

36. 黄庭坚《次韵文潜》，《山谷诗集注》卷十七，《山谷诗集注》，第422页。

37. 按黄诗任渊注，以为“三豪”指秦观、苏轼和范祖禹。但范祖禹擅长史学，不以文学名世，黄庭坚既以“闭门觅句”的陈师道与“对客挥毫”的秦观对举，则统举“三豪”时不当只有秦观而遗落陈师道。

38. 黄庭坚《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其一》，《山谷诗集注》卷十七，《山谷诗集注》，第427页。

39. 参见：贺宏亮《黄庭坚诗中“欧梅”本意再辨》，《上海书评》2022年10月28日。

40. 有关北宋人“诗坛”或“文坛”观念的思考，见笔者《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第三章第五节《面向公共“文坛”的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最近的论述，有宋定坤《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及其双重意义》，《三苏学刊》2024年第1期，第59页。

41. 黄庭坚《梦中和觞字韵并序》，《山谷诗集注》卷十八，《山谷诗集注》，第430页。

 

 

 

 

编辑：三苏研究院